汉字书写的纠结

姚  瑶

最近，国家语委联合央视推出了很好看的节目“汉字书写大赛”。更早以前，河南电视台就举办了“汉字英雄”比赛节目，收视率很高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大家对汉语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是尊重和热爱的，较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国人对母语的漠视，对外语的强化这个见怪不怪的现象，此番作为应该算是一个校正。当然我们深知如何维护汉字尊严，光大汉字魅力，显然关乎国家文化的大命题。但就在这些节目中，依然暴露出一个似乎正常却又尴尬的问题，中学生选手们普遍书写水平不高，点画之间无法表现早已成为世界顶尖艺术的汉字之美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们的字写得不好看。

据我的观察还有一个现象，一些人小时候还被父母领着去上书法培训班，笔墨纸砚，行草篆隶，有模有样，似乎一上中学就束之高阁了，而写字的功夫是不进则退。这也怪不得他们，毕竟太多的练习和考试都疲于应付，那还顾及到须静心而为之的书法？应试教育的副作用可见一斑。而成人立业，又为生计所迫，也是无心于翰墨盛事，大约闲下来了，比如退休后，才“再续前缘”吧。因此，人们所见到的书法研习者，大抵是少数。诚然，书法艺术是须努力而为的，这需要雅洁的趣味和坚持的功夫，需要葱茏的才华和悠远的情思；而我所强调和担忧的，是当下国人对待母语、汉字及其书写的态度和做派；对待汉字，我们都应该有一份最基本的尊崇和爱护之心。何谓文化？这种对美和历史的尊崇，这种对心灵和现实的观照，就是一种表现形式。

笔墨朴素，我之所好，幼承庭训的底子，让我多几分生活的趣味；职业所关，把字写好也是本分。一直以来，我只是倾心尽力，去影响我的学生，纸上有意趣，笔底见风神。一些学校把书法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程，是很有眼光的。书写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性的活动，其中葆有幽微的文化气息，是一份精神存在，灵动多姿，有无穷韵致。

有时我们会感觉到与文字之间的疏离：笔墨的书法很少与日常生活发生任何关系，比如题词留言，总之是很偶然的因素；网络的普及，不再写字的人也不在少数，以致于有人非得书写而提笔忘字；至于书法艺术，似乎是极少数人的坚持；电脑字库里出来的劣质字体，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，铺陈在诸多媒体的版面，着实让人不舒心。

如果将汉字视为一个生命体，它的演化也自有方式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作为汉字的流变，与书写工具的变迁大有关系。甲骨文笔画硬朗挺拔，是因为刀刻在坚硬的龟甲之上；金文笔画柔韧饱满，是因为预先制作于模具而后浇铸而成的结果；隶书最初是刻在竹简上，后来才用墨写的，所以转折提笔间特别有一种雕琢的韵味；至于楷书的中正平和，是毛笔书写的字形规范的结果，有了毛笔和纸张，书写就可以追求速度，于是有了草书和行书。还有特别一些的宋体字，它也不是哪一个设计师的个人设计，而是在实践中，雕版工匠逐渐总结出的一套快速刻字的方法，将楷书变曲为直，从而形成了宋体最核心的造型元素。

众所周知，政治常常具有最强大的突变力量，在文化或文字进程上亦然。最著名的是秦朝，一道政令，在全国推行“小篆”，是为“书同文”。小篆是由专门的文化人，比如李斯，整理出一种笔画匀整、便于书写的新字体。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地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。而后慢慢发展，而成定式。在汉字的变化里程里，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，国家推行简体字。当年最早为简体字进行“整旧创新”的老专家们一直相信，汉字的笔画少了，就节省了很多时间，是很有价值的。

但是很多人反感简体字，如有论者认为简体字的问题不在“不美”，而在“无礼”。所谓“无礼”，不仅是指它抽离了旧文字中蕴含的传统中国式的情感迂回，更重要的是简化过程中的粗暴和不讲道理，对过去是一种抹杀式的断绝。仅从视觉造型上来说，六十年前的文字改革是一次极其仓促的重构。这一点，当代的字体设计师们感触尤深。简化之后，汉字的框架变得很不稳定，视觉上的逻辑和标准遭到破坏，比如“广”这样的字，设计起来简直是噩梦。它整体是空的，而上坠一点，一种石头压迫的姿态，根本站不住，显得很滑稽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它影响的不是一个字，而是一种文化审美心态。

更糟糕的是，这一次简化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汉字表意的文脉。我们知道，汉字是形音意三维合一的融汇，造字六书是其意义溯源，也是特性归结。它在漫长的历史，是丰富的内涵，是宽广，更是无限的美妙。一个字只是一个字吗？显然不是，而是一句话、一个故事，是一首诗，是一程极具意蕴的文化之旅。但简体字改革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法，让它返回到单纯的符号状态，只剩下识别的功能。它的宽广疆界消失了，于我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，美丽汉字，又何从再言辉煌？

有学者说，西方的文字从象形文字转化为拼音文字，是文明的进步，因为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都提高了。相比之下，汉字数量庞大，笔画繁复，难认、难写、难记；加之一字多音，一音多字，一字多义，一义多字，古今变异，方言俚语等等，的确是非常复杂的文字。所以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的精英们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文字的落后，是象形文字制造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阻隔，我们应该去除汉字，走拼音化的道路。代表人物就有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中的钱玄同等。这种对文字的工具主义态度，本是无可厚非的，毕竟文字最初的发明，就是为了沟通，是实用体，就像工具。问题是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国人对文字的感情是超越于功能之上的，文化、情感和美学上的意义是汉字宫殿的栋梁与基石。

只有在中国，书法被发展为一种高级形式的艺术。这种艺术不仅限于美学上的概念，而且与宇宙生命相通。有人说，中国人通过书法完成了感知世间一切现象的能力：“点”如高峰坠石，“横”如千里阵云，“竖”如万岁枯藤，“撇”似风中竹叶，“走之”如海浪涌来……练习书法曾经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孩子的必修课程，这些字不仅构成他们今后理解世间万物的智性基础，一笔一画之间还涉及一种作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构建。他们从书写中领悟最初的为人处世之道，所谓“规矩”、“藏锋”、“欲左先右”……而正襟危坐的坐姿本身，就是学习一种对文化的态度。

在中国，“字如其人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一个人用手在纸上留下一些线条的痕迹，暗示了他生命的某些根本性的特征。自然、拘谨、大气、局促、柔弱、刚强、端正、妩媚、灵秀、苍凉……这些关涉人之情性的词语，都是在形容字迹的风格，字与人之间是一种异常亲近的关系。在西方，一个人的签名有法律效应，而在中国，字可以映射出一个人的性格、情感甚至种种人生境遇的变迁。正所谓“书，心画也”。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回答唐穆宗皇帝的话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”，时论为“笔谏”；明代书法家傅山年轻时醉心于赵孟頫的书法，年长意识到赵孟頫的所谓道德问题，就觉得“浅俗、无骨”，从而回归颜真卿，颜真卿是在平定叛乱中宁死不屈的忠臣。显然，这里面就是一个文化人格的命题了，而且很深刻。比如我们看正书，比如《董美人墓志》、比如唐人钟绍京的《灵飞经》，比如明代文徵明的小楷，工致清雅，于是想到了人的性格与情思，甚至隐射我们对自然的感悟、对人伦的认知、对礼仪的尊崇。而观行书笔意或草书气势，则又是别有情味，情绪化的涵义更多。总之，书法真正的核心都是在寻找一种关系，在方寸之间的笔与人的融洽。

另外，中国文字进化史上一个有趣的特点是，君主对文字的特殊兴趣。在西方，彼得大帝、路易十四曾专门为自己的政权设计或修改过字体；纳粹德国强制推行“具有日耳曼传统”的“黑字母体”。相比较而言，中国的许多帝王对文字似乎更多抱有一种审美上的兴趣，是追随和景仰。唐太宗李世民深爱王羲之的字，《兰亭序》就在他的殉葬品之中；宋徽宗的瘦金体独特别致，乾隆更是处处题字，比如故宫、颐和园、承德山庄，比如那么多的古代书画卷轴都有那中规中矩而匀净柔绵的墨迹，尽显帝王的富贵气。而现代领袖毛泽东每日放在床边的书中，就有一本怀素的狂草；孙中山的诸多题字也不错，蒋介石的种种点画也算入目。总之他们的题字与馈赠都是翰墨情怀。即使在民间，文字也获得最为世俗意义上的敬重与亲近。以前给老人过寿，会用面粉做出各种寿字。古代的窗户上，会把字做成窗格。无论多么贫穷的家庭，到了年底，总要贴一副对联以求喜庆吉祥。一些老人至今相信，有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丢弃的。比如我母亲常说的“敬惜纸墨”。这种对于文字之美自上而下的崇拜，是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如此尊崇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所以，当书写文化行将消逝时，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签名伪造的问题，而中国人要忧虑的，却要远甚于此，因为汉字书写的文化特质至为重要。书写时代的结束，标志着人与字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的终结。与此同时，数字化造就了另一种关系的可能性，即我们不再书写文字，而是选择字体。只不过，与西方的10万种字体相比，汉字字体的选择实在乏善可陈。虽说是有300套字库，但大部分是吃老本，比如现在计算机上的楷体字就是来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，宋体则是60年代上海印刷研究所的设计成果。字体设计师都是从各自的审美立场与从业经验出发，试图构建一种新的人与字的关系，重整汉字的秩序与美丽。可惜的是，现实还是让我们失望了。有论者说，现代主义艺术或设计的发展伴随着一种“去美”趋势，去掉的是经典时代的美。这样的话，实在是不美妙了。要知道，经典时代的美是崇尚装饰意味、蕴涵叙事特性的，希望做到凡俗之人力所不及的个性和品位，现代主义则是有些相反，它是在“造物”，制造一种物质，所有人都可以消费，不分种族、阶层，甚至不需要考量知识和道德上的水准。它追求的是方便与快捷，生产最大化。去美之后，汉字只剩下一个贫乏的框架。因为没有历史包袱，在这个骨架上再建构，反而变得更容易了——这或许是对当今对待文字书写现实的最无奈的概括吧。

（作者系江陵中学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）